原标题:帷幄之后的军火贸易——俄罗斯在叙利亚战争中的几笔账
“枪械无罪,有罪的是扣动扳机的人。”
——卡拉什尼科夫
前言:军品贸易是指一切关于国家军事安全的产品贸易。既包括有形产品,也包括技术转让和人员培训等服务项目;既包括常规武器系统,也包括兼具军事和商业用途的两用品。在全球军品贸易中,某一区域市场份额的变化往往反映出大国角力的结果。军事技术上的合作与依赖成为权力的来源,但这种权力服从于国内政治,并伴随国际体系的变化而变化。同时,军品贸易是一种间接军事手段,发挥着调节双边关系、改善战略态势以及重塑战略平衡等多方面作用,成为军事强国追求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利益的重要途径。军品贸易兼具经济属性和政治属性,既服从一般经济规律,又具有地缘政治特征。
旧账:苏联的财富与羁绊
西方经济学中,“大炮与黄油”是一组典型的矛盾。“大炮”代表军费开支,“黄油”代表民用开支。有时,两者也被形容为安全需求与经济发展的矛盾。然而对于俄罗斯来说,大炮与黄油却相融在一起。不管是休克经济下的严冬,还是石油卢布中的复苏,抑或金融危机后的疲软,军品贸易始终在俄罗斯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
冷战期间,苏联建立了完备而庞大的军工研发和制造体系,并且在运营方式上处于双边垄断的状态,绝大部分军品用于满足国防订单,一部分以对外援助的方式输送到其他国家。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继承苏联这些财富的同时,也不得不负担起2000多家军工企业及650余万工人的生存问题。由于当时经济低迷、财政收入不足、军费开支缩减,使得国内军品订单大幅减少,长期缺乏资金和技术而设备陈旧,在国际市场上难有竞争力。俄罗斯军工企业很多生产设备严重老化,使用时间普遍达到30年以上,设备磨损严重。企业的规模越大,技术更新所需要的资金就越多,更新的难度也就越大。这些大型军工企业也不能像一般企业那样破产重组——成千上万的军工失业者将带来难以预料的社会问题。
1992—1994年的“快速私有化”曾使俄罗斯军品生产和贸易一度陷入无序状态。此后,俄罗斯军事工业在政府的财政支持下进行规模化重组。1998年颁布的《对外军事技术合作法》加强了政府对军品生产和贸易的管理力度;2011年新版《对外军事技术合作法》生效,强调国家垄断对外军事技术合作,任何私人公司不得涉足。2006年,普京签署总统令成立国防工业委员会作为政府常设机构,直接向总统负责;2013年修订《俄联邦政府军事工业委员会条例》,委员会主席由俄政府主管国防工业的副总理担任。政府主导、高度集中是俄罗斯军品贸易的显著特征,大型康采恩军工联合体是国防科技研发和生产的主力,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则是唯一的国家军品进出口商。
我们很难说军工企业能够左右俄罗斯政治,但是军工康采恩构成的利益集团确实成为支持政府的基本盘。军工集团提供就业机会、工业能力和威慑工具,获得财政支持和国防订单的回报。锁闭效应将强化这种政府主导、高度集中的机制,从而产生路径依赖。
新账:叙利亚战争为俄罗斯军贸带来了什么?
叙利亚危机从2011年3月开始爆发,而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从2015年9月开始。5年间,叙利亚危机从国内政治冲突逐渐集合了反恐、人权、宗教和地缘政治等诸多矛盾,巴沙尔政权摇摇欲坠。俄罗斯于2016年3月宣布结束在叙军事行动,5个半月的时间助政府军转守为攻。一年前,乌克兰危机使俄罗斯内外交困;一年后,叙利亚战争使俄罗斯再显大国风采。军品贸易是地缘政治的晴雨表,透过叙利亚战争对俄罗斯军贸的影响,或可见微知著。
俄罗斯可以说从未离开过中东,俄罗斯是“中东四方”的一员,中东是俄罗斯传统的军贸市场。但军事介入叙利亚危机之前,俄罗斯军品在中东市场份额呈下滑趋势。此前,俄罗斯与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军事技术合作中断,对埃及和伊朗的交付额大幅下降,几乎丢掉了伊拉克的市场。20世纪70年代,苏联近80%以上的武器输出运往了中东和非洲,而同期美国的军品转移更多地流向东亚地区(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苏联与中东国家的军事技术交流,除了武器转移外,还包括了技术服务、军事训练,甚至直接参与军事行动。
1971年,苏联与埃及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1972年苏联与伊拉克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1980年苏联与叙利亚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苏联与利比亚和伊朗建立了反美基础上物质利益互换的军事技术合作。然而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失败,使得“泛阿拉伯民族主义”遭遇严重挫折。埃及倒向美国,并单独与以色列和解;伊拉克和叙利亚都曾试图接过阿拉伯世界的领导权,两国反对苏联建立阿拉伯国家反帝阵线的计划;伊拉克增加对法军购,减轻对苏联的依赖,在也门、埃塞俄比亚问题上都持相反立场;叙利亚期望同黎巴嫩、约旦建立“大叙利亚”,1975年在苏联的反对中入侵黎巴嫩,为此叙利亚曾召回驻苏联大使。
冷战结束后,美国借反恐战争的名义深度介入中东事务。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萨达姆政权倒台,美国接管伊拉克的内政外交,俄罗斯的利益几乎被全部排除在外。萨达姆政府高达80亿美元的对俄债务无法清算。奥巴马任期内,埃及发生“颜色革命”,政权更易;北约发动对利比亚的空袭和设置禁飞区,反政府武装最终推翻卡扎菲政权,而此前利比亚曾是最早与俄罗斯接触购买苏-35的国外买家;叙利亚内战持续发酵,政府军、反政府军、“伊斯兰国”和库尔德工人党乱作一团。俄罗斯是叙利亚政府的主要武器供应国,但巴沙尔政权很难偿清武器款额。伊朗与俄罗斯关于C-300系统的购买协议遭到推迟。从军品贸易(对外军事技术合作)来看,叙利亚战争前,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力总体呈下降趋势。尽管是“中东四方”的一员,但俄罗斯对于中东事务的议程缺乏话语权。
军品出口的活广告
叙利亚战场是俄罗斯自苏联解体后首次境外作战,很多装备的性能在实战环境下展示给全球潜在买家。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军品贸易的影响,一是切断配件供应,迫使俄罗斯实现进口替代计划,但这些本土化的产品质量可能使外国买家存疑;二是孤立政治环境,俄罗斯的对外军事技术交流范围受限。而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很好地对冲了这两大影响,一方面进行了武器的实战检验,另一方面赢得了新的军事技术合作伙伴。
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与埃及签订的46架卡-52K“短吻鳄”直升机合同预计2017年开始交货,这批卡-52“短吻鳄”直升机正是俄法“西北风”级直升机攻击舰军购项目中,俄罗斯专门改装的型号。俄法军购被法方叫停后,这些舰船和配属的直升机(以及俄方研制的电子系统)最终辗转被埃及接手。
“短吻鳄”直升机
从某种角度说,法国“西北风”级直升机攻击舰也因实战检验的“活广告”而受到俄罗斯的青睐,成为俄(苏)海军近一个世纪以来首次引进的外国舰船,哪怕俄法交易流产后,埃及仍愿意“接盘”两家的设备。2011年北约对利比亚的行动中,“西北风”舰作为海上力量的枢纽,兼具远征指挥站、直升机航母和登陆艇平台功能,向世人证明了其“快速反应”的巨大军事价值。2013年法国对马里进行干涉的“薮猫行动”中,同样凭借“西北风”舰迅速完成了联合力量的部署。
现代意义上的军品贸易,早已超越过去以武器系统终端为核心的模式,向更深层次的军事技术合作发展。俄罗斯在叙利亚战争后签署的飞机合同,不仅包括整机出口和零部件供应,还包括在买方国内建厂进行装备维修,有关俄罗斯军事院校也可能为买方培养配套机型的飞行员和技术专家。俄罗斯军事科学院瓦季姆·科久林教授强调,任何时候都要考虑到,一个国家在购买武器时,买到的不光是硬件,还有某些政治红利。在军事打击“伊斯兰国”的过程中,俄罗斯与叙利亚、伊拉克、伊朗等国组建了联合情报信息中心,加强了自身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俄罗斯是叙利亚最大的军品供给国,提供包括T-72坦克、米-29战机、地空导弹等多种武器,占叙利亚所获武器90%。除了军事援助外,叙利亚仍有130亿美元的武器欠款。
海湾战争前,伊拉克曾是苏联的主要武器进口国,之后美国逐渐在伊拉克军品市场中占据优势。为了重新夺回在中东事务的话语权,2012年俄罗斯与伊拉克政府签订了价值42亿美元的军贸合同,米-28NE攻击直升机首次获准出口。伊朗已与俄罗斯续约来购买C-300反机载导弹系统。2015年11月9日,俄罗斯与伊朗签署了一项新合同,规定将于2017年年底之前为伊朗提供该系统。这些国家在购买俄罗斯武器的同时,未尝没有借俄罗斯之力平衡美国影响之意。
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表明其在中东问题上的更深一步介入,为潜在盟友之间的军事技术合作打下了基础。
本文来自订阅号:文明的冲突
原文摘自《叙利亚战争启示录》 马建光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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